“我这样做也是自己救自己，花多少钱开多少钱的发票，安全。”葛剑雄说，否则，“我没几天就犯罪了”

　　财政部3月公布数据显示，截至2010年底，全国党政机关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和国有企业共发现“小金库”50738个，涉及金额238.8亿元。其中，2010年新发现“小金库”7036个，涉及金额130.47亿元。

　　去年1月，广东省纪委等4个部门对外通报称，在过去一年的“小金库”专项整治中，共发现300个小金库，其中教育系统的“小金库”占相当大的比率。

　　今春全国两会上，全国政协委员、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再次提到了“小金库”问题，引发社会热议。

　　葛剑雄说，高校里的学院搞创收，设立小金库，这是腐败高发处，他也目睹了一些大学从清水衙门变成腐败案发之地。

　　自2007年担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以来，葛剑雄与学校人事处、财务处一起协商，并签订了一份协议：承诺不设小金库，同时由学校拨发奖金津贴，保证图书馆员工收入。

　　“我这样做也是自己救自己，花多少钱开多少钱的发票，安全。”葛剑雄说，否则，“我没几天就犯罪了”。

　　 腐败犯罪新的高发区

　　葛剑雄今年3月在复旦大学网站上，还将2009年度图书馆经费账目明细进行了公开。这是他任图书馆馆长4年来，首次公开图书馆开支。

　　葛剑雄告诉本刊记者，图书馆购买图书有回扣，一直是行业惯例。在他接手前，这笔回扣成为图书馆的小金库，作为员工的奖酬金和津贴，或者用于一些无法由财务报销的开支。之后，各单位清理小金库，这笔回扣交到学校，再由学校提取全部或部分，供图书馆发奖酬金和津贴。

　　“图书馆一度流行的做法是按码洋开发票付款，供货商再将码洋与实洋的差额退还给图书馆，这就是回扣”，按照葛剑雄的说法，一年下来，光图书采购回扣这块，可能就达百万元之巨。

　　葛剑雄认为，这种保留利润空间的惯例还是留下中饱私囊的可乘之机，“虽然小金库从下面(记者注：图书馆)转到上面(记者注：学校)，但还是违反财政纪律的。”

　　早在2006年，据媒体公开报道，由于高达45%至50%的暴利空间，催生了高额回扣及利益垄断，江苏省逾九成高校涉及教材商业贿赂案，引发专项打击教育腐败。

　　为摆脱这一危局，2008年，葛剑雄与学校商定，改为实洋采购，公开招标，取消回扣。

　　“花多少钱买，就开多少钱的发票，不拿分文回扣，不做虚账，这样做安全。”葛剑雄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。

　　在葛剑雄看来，高校基建、采购、教材、招生、图书馆等领域都是可能“出事”的重点领域。实际上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在2010年中国教育蓝皮书中也作出类似判断——高校已成为腐败犯罪新的高发区。

　　受访专家认为，高校教学经费来源已从过去的单一渠道转化为多渠道、多方位的筹资，加之高校频繁参与市场经济，基建规模不断扩大，且在工程建设、设备物资采购、招生录取等方面拥有的自主权越来越大，与之配套的法律规范、权力监督机制应及时有效地跟进，以防腐败发生。

　　葛剑雄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，由于高校之前经费相对少，制度较为简单，加上这些部门以外的师生往往不关心财务方面状况，而这些部门在学校中又是唯一的职能部门，缺乏竞争及对比，出了问题不易被察觉。

　　网友王学进认为，葛剑雄网晒经费开支，与其拒绝回扣一样，均出自道德自觉，而不是迫于制度压力。王由此担忧葛剑雄此举能否救得了别人。

　　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、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亦表示，指望个别校长和少数职能部门的英明、自觉，只能让财务公开成为偶然事件，而不是一种长效机制。

　　由教育部组织研究制定，自2010年9月1日起施行的《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》规定，高等学校必须公布包括财务、资产与财务管理制度，学校经费来源、年度经费预决算方案，仪器设备、图书、药品等物资设备采购和重大基建工程的招投标在内的信息。

　　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教授宗文龙观察发现，目前，多数学校的信息公开工作已陆续展开，设备采购、基建招投标等信息已经通过学校网站公示，但经费来源、年度预算等财务信息还没有完全公开，学校有时会以内部会议的形式通报财务情况。

　　“感觉高校信息公开在试探着迈步，群众最关心的还未公开。”宗文龙告诉本刊记者。

　　而对于网友评价的“复旦大学图书馆是经费公开的先行者”的说法，葛剑雄予以了否认，他说，部分国外大学的图书馆甚至会细化到公开馆长薪水的程度。因此，他认为复旦大学图书馆的经费公开谈不上是先行，这只是对国际惯例的遵循。

　　 葛剑雄的底气

　　葛剑雄告诉本刊记者，取消图书回扣并上网公布账目明细，一是源自他个人的坚持，关键是得到了学校的支持。

　　他还坦承，真正的压力来自本馆员工，图书馆工作人员的报酬会受到影响，因此这种革新需要学校财政的支持。这样一来，图书馆方与学校人事处、财务处签订了三方协议——图书馆保证实洋采购图书，学校保证图书馆员工的待遇水平。

　　取消回扣后，意味着原有的小金库已不复存在，此举在葛剑雄看来，已经实属不易。

　　葛剑雄感叹说，由于当前大学的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——国家拨款及学校自筹。多年来，国家提高高校教师员工的待遇不是通过增加基本工资，而是依靠名目繁多的津贴、科研经费提成、创收分成等不规范的办法，千方百计将科研经费或教育经费化公为私，而教育经费正常拨款十分有限，多靠各种途径的申报竞争或横向承接任务，以致滋生腐败。

　　葛剑雄认为，只有学校保证本馆员工的薪酬及其他开支，他们才能彻底取消创收和小金库。但各部门都要这样做，学校就难以解决。

　　熊丙奇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，教育系统的“小金库”大致有两类。一类是“生存型”小金库，即办学资金有限，教师待遇低，设“小金库”是为了提高教师待遇，同时解决学校办学资金的不时之需。这类“小金库”，覆盖大中小学。另一类是“腐败型”小金库，与“生存型”小金库不同的是，设立这类“小金库”的学校或教育机构，往往办学资金已经很充裕，这类“小金库”，并不为所有师生服务，而是成为少数领导的“提款机”。

　　葛剑雄对本刊记者说，公开财务支出的目的，一是为了防止腐败，二是为了让读者了解经费实况，理解他们量入为出的一些做法，以便根据大家的建议，使开支更为合理。

　　他表示，即使跳出高校的范畴，跳出复旦图书馆这个比较小的“生态系统”，其他组织、单位、机构等，敢于接受监督的，都可以把经费公开。

　　 大学资金管理是否失控

　　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的调研显示，近十年来，高校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主要集中在贪污罪、挪用公款罪、受贿罪上，其中涉及贪污案件最多；犯罪主体主要集中在学校领导、主管财务的人员、后勤管理人员。其中尤以主管人财物审批和受委托经营、管理、经手公共财物的人员居多。

　　实际上，对于高校财务的监管，也不乏有专门的机构，如审计、纪检、监察等部门。

　　在宗文龙看来，许多高校都把内部审计和纪检监察放在同一部门，并没有将审计作为风险防范的屏障。在高校风险管理方面，教育主管部门缺乏足够的政策指导，尤其是缺乏对高校主要领导的财务风险教育，与企业相比，高校内部审计部门的作用还远未发挥出来。

　　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、廉政研究院院长乔新生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也表示，国家审计署审计大学经费使用情况主要是对国家资金负责，大学内部的审计主要是对大学的负责人负责，问题是，多数大学搞财务改革，每年教育经费层层下拨到各个学院，这种类似于承包制的经费改革，实际上是让大学的各个分支机构的负责人为所欲为。

　　乔新生对本刊记者说，现在一些大学资金管理几乎处于失控状态，大学的各个学院既不需要公布资金的整体来源情况，也不需要向学生或者老师公布资金的使用情况，在每年的所谓述职报告中，只是概略地说明创收所得，根本没有把学院的收支情况详细说明，这样的管理制度实际上是在纵容腐败。

　　葛剑雄亦认为，经费如何分配，虽然要论证、评审，还有专家参与，但决定权往往掌握在主管部门的负责人手中，校内外均是如此。权、钱结合，集中于个别人，又缺乏制约监督，腐败的概率自然会高。

　　“高校腐败近年来越演越烈，根源在于行政权、教育权、学术权不分，行政领导掌控着学校所有资源的配置权，师生没有办学知情权、参与权、监督权和评价权”，熊丙奇对本刊记者说。

　　他认为，要解决高校腐败问题，关键是要建立现代大学制度。

　　熊丙奇说，建立现代大学制度，正是明晰大学校内办学者、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责关系，这既是约束行政权力的根本途径，也是让大学办学回归教育规律和学术规律的不二选择。在权力结构不调整的情况下，根本不可能做到实时监督、预警和控制任何一个环节中可能出现的违规财务收支事件。

　　“国外大学的办学信息为何公开，且十分详尽？不是学校领导愿意主动公开、接受监督，而是管理制度让其不得不公开。学校校长由对大学理事会负责的校长遴选委员会选拔，他必须对理事会负责，理事会的成员除包括政府官员、立法机构人员和校长之外，还有经选举产生的教师代表、学生代表、校友代表和社会贤达。”熊丙奇认为，这种机制决定校长必须对师生负责，否则就难获得信任。另外，对于学校的财务运作，重大的预算，由大学理事会决定，校长只是负责执行，同时，大学理事会往往引入第三方审计，不是由学校领导自己说了算。

　　葛剑雄告诉本刊记者，制度脱离实际，就必定会出现种种变通，而变通与舞弊往往无法区分。如果这些做法已经普遍，或者得到上级部门的默许，下面的审计、纪检部门也会无计可施。